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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雪波的博客

写下就是永恒。——佩索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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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仍在,摇滚已死  

2009-04-09 00:51:00|  分类: 中国,摇滚乐,崔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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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仍在,摇滚已死 - liangxuebo - liangxuebo的博客

 

青春仍在,摇滚已死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20年前,我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读书,内心藏着生活的伤痛,日复一日行走在考试和冷漠之间,听到小卖店的录音机里传出这个沙哑的歌声,于是也在无人的时候学着喊上几嗓子,而不管有没有人跟我走。在歌声中青春期的苦闷似隐似现,但是直到89年秋天离开县城我都不甚清楚这首《一无所有》究竟是谁唱的。那是还不懂得追星的年代,也许恰恰因此,音乐的本质和那沙哑高吼的声音才揪住了内心,痛击着灵魂,并撕裂了那个热血年代的青春记忆。后来才知道,那叫“摇滚乐”,而那个憋着劲扯着一副破嗓子唱歌的人叫“崔健”,现在已被尊为“中国摇滚乐教父”。

我不是摇滚迷,也没有弄成音乐。虽然喜欢,但没有经济条件,也缺少这方面的禀赋,喜欢音乐全凭性情所致,毫无具体研究或操练。但音乐一直是伴我成长的力量。在能够缅怀的听歌历程中,摇滚、中国摇滚是印在生命中的无法抹去的印痕,从学校通往那个卖磁带和图书的新华书店,多少次徒步往返的愉快像充满敌意的道路穿过身体。

崔健的几个专辑《解决》、《红旗下的蛋》,黑豹的《无地自容》,唐朝的首张专辑,第一盒《中国火》,魔岩三杰,以及Beyond乐队的《大地》等,都是在那个书店音像柜台买的。小小的磁带像火种被我带回宿舍,在同学的一个手提录音机里燃烧着,有人跟着摇头晃脑,有人端着脸盆在走廊里一同喊叫,也有人受不了这些喧嚣。那时我不管,我压抑着躯壳,但我压抑不住挣扎着要窜出躯壳的灵魂的火焰。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在那个资讯极不发达的时期和异常贫瘠的文化环境里,我接触的音乐,从崔健、黑豹、Beyond到张楚、“中国火”的摇滚系,包括郑智化、齐秦、黄大炜等等,都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介绍和推荐,几乎完全是凭助自己的感觉购买了磁带,才开始了和他们的第一次接触。就像我的读书经历一样,张承志、海子、刘小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等诗人和作家,都是在我对其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偶然购买了他们的书,从而进入了他们非同凡响的灵魂世界,反过来也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成长。有时候我禁不住会想,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是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左右着我的耳朵和双手?牠在拣选着什么呢?

最近,导演盛志民拍了一部纪录片:《再见,乌托邦》。缅怀了20年前的那些摇滚明星,记录了今天他们的生活处境。读了一篇介绍该纪录片的文章,不禁感慨万端。

张楚:自从1997年出版了《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仍困惑于歌迷对《姐姐》一歌的刨根问底。“唱了这么多年你们还没明白我是在唱什么,那我就不唱了。”

何勇:疯过,精神状况不稳定,长期服药,时不时仍需入院就医。经济拮据,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怎么活啊。”

窦唯:不做摇滚了,转向新的音乐类型。在南方,200元一场的演出他也愿意去。而对于曾经如日中天的“中国摇滚势力”来说,这样的出场费简直是一种羞辱。

崔健:还在演出,像一个老战士。但他的演出已经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变成所有听众感动自己和怀念自己青春的一个活动。已经没有多少人注意他新歌里表达的东西了,实际上每场演唱会最受观众欢迎的仍是那些老歌。崔健很清楚,市场并不那么需要摇滚乐。

崔健以及魔岩三杰最红火的九十年代,被台湾音乐人称为“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而那个时候,我只能用一个简陋的手提录音机释放他们激情滚动的声音,我只能用音乐的刀子在丑陋沉闷的现实中左冲右突,却无缘亲临摇滚现场的轰鸣巨浪。记得好像是92年吧,我听说崔健将在南京有一场演唱会,心向往之,但最终却因为路费和当时对我来说无力支付的门票而失之交臂。直到工作以后,大概是2000年,崔健来南京“时光隧道”举办了一场演唱会,我头一次和老崔零距离接触了一下。那时100元的门票已经能承受。那晚,我跟着音乐跳啊吼啊,直到半夜。散场之后走在空旷的大街,一身汗水被冷风一吹,结果第二天大病了一场。行了,有了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灵肉狂欢,我的残破的青春和摇滚乐情结差不多也算是了结了。

摇滚乐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对主流音乐的反叛和疏离,而灌注于音符中的摇滚精神更意味着对现实的批判态度。锐利的和弦加上咄咄逼人的鼓点和黑暗撕扯的歌词在变幻的舞台翻滚在挥舞的手上燃烧。摇滚就是以音乐叛逆的形式,对坚硬的、单面的、虚假的、冷血的社会现实大声地说:NO!

崔健不仅是开领一个时代音乐精神的艺术家,而且可能也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艺术家之一。我注意到他还很喜欢读书。几年前曾经在网上看到,当年北京席殊书屋举办过一场图书义卖活动,崔健参加了,买了一大堆书,其中就有像钱理群的《拒绝遗忘》这样的思想类图书。崔健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艺术家没有政治目的,但有政治责任。”从早期的对扭曲人性的社会现实的隐喻性批判,到近几年的对精神卑微者的混杂显影,崔健也在进行着他的音乐蜕变。在《混子》《红先生》《超越那一天》等作品中,更多的市井杂声和畸零的音符混合着多少有些无力的说唱,似乎给我们呈示了这个时代多元、混乱而暧昧的文化切片,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不断矮化的精神样本。在盛志民的影片里,崔健表达出他的失望:“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一代领导人——几百亿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而乐评人金兆钧则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分析了摇滚失落的原因,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不是现实的批判的摇滚精神。为什么呢?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追求钱的过程中,人们不会过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没有挣到钱的人拼力挣钱,已经挣到钱的人还想挣更多的钱,看来这个忙于挣钱的时期还很漫长。

当张楚、何勇等摇滚老将已经像陨落的流星暗淡下去,年轻的摇滚音乐人带着稚气的面孔正跃跃欲试,对于这些在商业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崔健等一批摇滚明星已经过时了,他们才代表和将引领着中国摇滚的未来。他们以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商业市场的怀抱,寻找着或另类或流行的音乐元素,以迎合歌迷和市场的需要。他们已经失去了崔健、何勇那样的痛苦体验和激越的社会批判,也进入不了张楚式的孤独世界,甚至他们可能也难以达到Beyond那样青春纯正而又不失人文关怀的境界。因为他们说了,他们的目标是“学习他们(老一辈)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青春仍在,但摇滚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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