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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雪波的博客

写下就是永恒。——佩索阿

 
 
 

日志

 
 

提问陈丹青(草稿)  

2011-03-10 13:42:00|  分类: 陈丹青,提问,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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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某文化杂志计划对陈丹青做一次访谈,本人受托草拟了一份访谈提纲。但后来采访计划因故没有做成,这些文字也就一直存在我电脑里。近日整理文档,发现还有点意思。心想假如有机会面见提问,陈丹青先生会怎样回答呢?

 

1975年你到江浦农村做插队知青,当时你是怎样的心态?简单描述一下当年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吗?

 

■你对绘画产生兴趣最初是什么原因?您是如何学习绘画的?师承?

 

■至今人们一说到您的绘画,都会提到《西藏组画》,这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作为自己早期的代表作,现在你如何评价当年的创作?

 

■《泪水洒满丰收田》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手法上的开创性和在题材上对意识形态的顺应性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你对当年的创作是否抱有更多批判的态度?

 

■近年来,你对大学教育、体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有批判,以至于在公众和传媒中更多地以“文化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你怎么看自己的这个身份?

 

■美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画家就应该专事画画,不要“不务正业”,在超出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发言。这甚至是一种比较主流的态度。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知识分子并不是这样把专业研究和公共关怀截然分开的。比如诺曼·乔姆斯基,他是美国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玫瑰的名字》的作者、意大利小说家安伯托·埃柯,他的主要身份是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世纪神学、美学、符号学、大众文化、阐释学等等,但是他却是以“最博学的畅销书作家”的身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同时,他也是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联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乔姆斯基名列第一,安伯托·埃柯排第二。没有人认为他们“不务正业”。那么,对中国文化界的这种“画家就应该专心画画,远离公共事务”的态度您怎么看?

 

■据说“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某些媒体的敏感词了。您可能不喜欢被贴上各种花样的标签,但“公知”的涌现的确显示出有别于“社论”的民间话语的崛起。您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们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

 

■作为文化精英,与媒体的热炒相反,你却一直保持着比较低调的姿态,低调、审慎、体谅,是你最近经常使用的词汇,包括行文中也经常用一种自我解嘲的口吻。但其实在公众心目中、尤其是在年轻的粉丝心中也许暗中是把你当做一面旗帜的。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是个人的性情使然,还是说在你反抗的姿态后面有着某种犬儒的成分?

 

■过于聪明可能导致犬儒,过多的讥讽或将导致油滑。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鲁迅的生命哲学的本质。您为我们描述了“大先生”的有趣和风雅,在那个严酷的时代,鲁迅先生的抗争精神、不合作态度、独立立场,对于当下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国的特殊性正在于它的复杂性。当下中国社会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种形态多元混杂的状态,“1984”与“娱乐至死”交叠共存。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暧昧性?

 

■在你的言论中有一种文化失败主义的调子: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装置、行为等等艺术形式,我们都模仿着玩过一遍了,还能有什么花样?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呢,有没有复兴的可能?

 

■你曾经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鲁迅时期的语境”。从2000年回国至今已有10年,在你看来我们的言论生态是否有所改变?

 

■韩寒在年轻一代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以自己率真犀利的言论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被称为“青年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你对韩寒多有欣赏之语,一些学者、媒体人也对韩寒寄予期望,他的博客据说是全球点击率最高的博客之一。但是我看到他却不喜欢被冠以“意见领袖”等称号,在巨大的声誉面前显得很低调,说自己的博客就是一座公共厕所,只是为他人提供一个宣泄的场所而已。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韩寒的爆红不是因为他独特的个性、思想的深刻、泼辣的文笔等等,而是因为在他背后有无数沉默的生命没有勇气和没有能力成长为像韩寒一样的独立个体。请问您怎么看待韩寒现象?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大会上,你的一句“招安”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为什么有人对这个问题那么敏感?

 

■你一直对体制持有高度的警惕和批判意识,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言论有简单化的倾向,即凡是体制的都是坏的,因此反体制的立场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道德正当性。因为,如果彻底否定体制的合理性,又如何解释它的存在以及延续几十年的事实本身?

 

■读你的书,听你的演讲,感觉很痛快!但是痛快之后,面对僵硬而无处不在的体制,我们要如何去走?如何冲破那些桎梏与藩篱?

 

■您近年来对教育体制的尖锐态度似乎有所缓和,比如也并不主张孩子们都退学或不去高考,因为考虑到上大学仍是很多孩子唯一的出路,尤其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这种态度的转变究竟是您内心的某种妥协,还是说面对积弊难返的教育体制,除了绝望地看着它堕落下去,我们已经没有改变它的可能了?

 

■我注意到,这两年你接受媒体的采访相对减少了很多,这是出于回归画室的自觉选择,还是被迫的远离?因为一些缺乏道德底线的无良媒体曾令你十分愤怒。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您发现自己成了被媒体和大众消费的文化明星。而你的揭示、你的抗争、你的批判,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呼应,对现实的触动甚至十分有限,这说明什么问题?那么在这个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媒体达到他们影响社会和改变社会的目的?

 

■网上有人说:陈丹青持的是台湾护照,梁文道是香港护照,所以你们才敢如此尖锐地批判体制、骂人,而不用担心后果。对这种论调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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